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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11-17 02:17 来源:新中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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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凤凰读书


金宇澄 (崔欣 摄影)

金宇澄文学访谈录:繁花如梦,上帝无言

受访人:金宇澄

访问人:严彬

时间:2018-11-17

地点:《上海文学》杂志社


【谈话录】

严彬:今天我们仍从《繁花》谈起。这部长篇方言短句如梅雨弥漫,市井小民在其中生生息息,故事粗看无章法无焦点……它是近两年读者最为关注的焦点,您也从一位资深文学编辑转身为实力作家,在今日文坛实属罕见。《繁花》对您意味着什么?

金宇澄:全部方言思维,尝试不同的样式。我一直积压这样的兴趣。

我们长期拥有优秀的小说和优秀的小说家,深度阅读、习作发表空间都很乐观,作为编辑更多的是看来稿,关心另一些问题——除我们习惯的、通常的方式外,有没有别的方法?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读者要求更高,眼界更宽,再难懂的叙事,再如何前后颠倒,跳来跳去的西方电影——这一点西方总走在前面——都可以懂。我总觉得我们熟悉的常用叙事,是从前年代的信息闭塞形成的,那时候人大概更寂寞,更需要叙事的详尽,需要完整,不厌其烦的解释流露,大量的"塑造"。最近我看《一江春水向东流》,发现这种老电影的叙事速度,越来越慢了,切换镜头,演员开口,都那么慢条斯理,字正腔圆的一种慢,实在是慢得不耐烦——像我读稿子常常产生的厌倦,当然这并不是旧方法的变慢,是环境越来越快——环境完全变了,越是我们曾经认同的手法,越出现明显的老化,引发我的迟钝和不满,感觉到旧和某种假。这也是为什么这十多年来,读者更注意非虚构作品的原因。它们更有现场的魅力,不那么慢,那么端,那么文学腔,那么一成不变讲故事。时代需要变,时刻在变,《繁花》的变数是不一样的态度,人物自由,进进出出,方言和对话,貌似随意的推进,旧传统装饰元素,旧瓶新酒,新瓶旧酒的尝试。这是我心中的文学,笔底的"繁花"。

《繁花》创作:

母语写作

脱口就可以写

严彬:我们看张爱玲或者王安忆,很典型的海派文学,但跟您的作品比,尤其语言叙事方式,包括方言运用程度,有蛮大差别。《繁花》是更彻底的海派写作吗?

金宇澄:比如说更早期韩邦庆的时代,韩是不做语言改良的,方言怎么说,他基本就怎么写,说明他那个时代,写读的环境是极自由、极通达的,不需劳动小说家费事费神,反复锻炼和改良。那时代外人到异地谋生,必学习异地的语言,对异地完全认同,甚至更为主动的全盘接受,方言文字的辨识能力很强。而今我们的环境,普通话教育几代人的环境,接受力和心情完全不一样。小说一般却是延用几十年的标准在做——一就是方言按比例分布——几代名作家都这样教导——人物对话可以方言,整体叙事用书面语。叙事和对话,假如全部用方言,就会触碰到如何适应普通话的背景,如何的引导和改良,迫使我不知疲倦反复重写《繁花》,一遍沪语,一遍普通话读改,三十几万字,没人这么干过。这些特点,都不在前人的写作兴趣里。

严彬:重在追求差别。但看您2006年随笔集《洗牌年代》,语言跟大多数普通话写作的作者是差不多的。

金宇澄:是,常见的表达方法就这样,我们习惯了普通话思维,各地作者基本一样,不管南方人北方人,什么地方的作者,习惯这样思考和写作。

《繁花》整体的沪语背景下——北方人物开口说话,我就用文字注明——"某某人讲北方话"。小说每一处都这样注明,写出人物的普通话,北方话,包括北方"儿化音",写完了这些,也就返回到沪语的语境去,整体在沪语叙事中,可以扯到北方话、扬州话、广东话,最终返回到沪语,沪语覆盖,这似乎很做作,很繁琐,但文本的特色出来了,用我的"第一语言"的方式。

普通话思维,是我的"第二语言",也是我以前一直不满意、不顺的写作原因,今天写一段,明天就想改。这只说明,我可以这样写普通话,基本掌握普通话,能写但不能让我完全满意、达意的一种文字。在《繁花》的过程里,这感觉完全变了,尤其初稿最后的十万字,真实地感到了一种自由,再不需要我斟词酌句,小心翼翼,脱口就可以写了。隔天去看,仍然很顺,为什么这样?我用了母语。

严彬:《繁花》一写几十万字,摸到了自己的门道?

金宇澄:是,我从上小学起接受普通话教育,到这个年龄,满脑子却用家乡话写字,新鲜又陌生,不习惯的磕磕绊绊,眼前常会冒出普通话来,难免这样。二十万字后,像有了机制反应,下意识知道这一句语言上不能办,不能表达,会自动转换了,条件反射熟练起来,很少有的体验。

严彬:这种语言,是从《繁花》开始?还是先前就有?

金宇澄:可不是现成的沪语打字软件,是我的细致改良。以前我们的祖先,都是讲方言,做官是"官话",书面语的方言,福建官话、江苏官话,你们湖南官话,没统一的规定,几千年也没发生沟通的混乱。民国年间提出的"国语"也不严格,所以那时期的小说,特别有气韵。之后就是普通话的统一推广,对经济和管理方面,功不可没,但对最讲究语言色彩的文学,它是一种"人为"的话,"不自然"的话--不是自然形成的语言,是1955年文字改革会议讨论确定、用"北京语音"制定的标准语,注有音标,进入字典,是标准中文。

据说发音标准的播音员,一般是上海人——北方语系的播音员,多少会在普通话里流露乡音。但小说不是读,是靠写,北方语系的种种方言,与普通话都可以融汇,文字反倒容易出彩,因此北方作者自由得多,熟门熟路,甚至可以写出我们都认同的京话文笔。它是中心话语的样本,全京话的写作,京字京韵,更是通行不悖,如鱼得水的。

上世纪我们提倡白话那阵子,称白话是"活文字"。白话就是方言和书面的口语,是地域自然造就的话,生动无比的话,历史和自然泥土产生的语言。比如一上海人出国十多年,他讲的上海方言就停滞在出国这一刻了,回来一开口,已是老式上海话了。列维-斯特劳斯在巴西遇见一个法国人后裔,对方说的是科西嘉法语,"带有一种遥远的犹豫的韵律",这是语言停滞形成的。方言可以这样凝固时空,普通话却没有这方面的明显变化。

严彬:《金瓶梅》的一些方言词汇,就停留在那个时间里。

金宇澄:1960年代某些上海词,80、90后的上海小朋友就觉得奇异,现实中,它们已经被时间遗忘。包括《繁花》写过了20万字,改换人称方面,也都熟练起来。比如去除上海的常用字"侬"【你】——假如《繁花》每页都排有很多的"侬",外地读者不会习惯,不会喜欢,因此我都改为直呼其名——上海人也习惯连名道姓招呼人。"豆瓣"有个读者郁闷说,怎么老是直接叫名字呢?上海人可以这样吗?看来他没发觉一个重要的现象,这30多万字里没有 "侬", 基本却也没有"你"。他不知道我有苦心——如果我笔下的上海人讲话,用了"你"字,这就不是上海话了。这是自我要求的一种严格,整个修订的过程,我无时不刻做语言的转换,每天沪语的自言自语,做梦也处心积虑的折腾,是我一辈子没有的感受。因此在单行本里,我三次引用了穆旦的诗(据说原为爱情诗),纪念这段难忘的日子:

静静地,我们拥抱在

用语言照明的世界里,

而那未成形的黑暗是可怕的,

那可能和不可能使我们沉迷,

那窒息我们的

是甜蜜的未生即死的语言

它底幽灵笼罩,使我们游离,

游进混乱的爱底自由和美丽

严彬:这是沪语的迷人之处。陕西方言同样是很好的文学土壤,其它地域形成文学气候的地区似乎就很少。上海话写作,因为前有所谓"海派",成功系数总是否会高一点?

金宇澄:只能讲上海向来有传统意义的关注度,有很多佳作的覆盖,要看后辈究竟能有多少的新内容,要求应该是更高的。租界时代各地文人聚集上海亭子间,他们对这座城市的表达,密密层层,活跃非常,读者也就开始有了更高的期待,尤其是方言的上海,要怎么来做?按一般小说要求,叙事就是用普通话,对话用方言,鲁迅也讲了,方言只起点缀的作用。但后来的情况表明,北方是可以全方言的,比如老舍就是京话小说,新时期北京作家的表现都证明了,全部北方方言叙事,是可行的。上海话如何?不知道。

比如四川颜歌的《我们家》,长沙话很漂亮的作者是何顿,他们写的是部分的家乡话?已经是很棒的小说了。我一直记得何顿小说"吃饭"叫"呷饭",特别可爱生动。如果全用四川话湖南话,经过作者改良,肯定是更出众的效果,完全可以这样做。

严彬:大概是接受度的问题。一般长沙话的写作,甚至更偏僻的方言,很少人能读懂。读者是否会对陌生语言感兴趣?还是在于方言怎么来表达,怎么修订的过程?

金宇澄:长沙话肯定可以。应该都可以,曹乃谦的短篇全部是雁北偏僻地方土话,我做过他的编辑,特色感强大,十二分的语言意趣,也真是他的发现,是他锻炼出来的地方话。因此再偏僻的地方,都没有问题,只要不照本宣科,现成拿来写的那种懒办法,需要选择。最近听田耳说了,他以前听我提过这些话题,小说语言的自觉等等,他当时心里就犯嘀咕说,你金老师讲得很多了,这样那样的要求,好像也很对,那你金老师写一个我看看?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以为我只是说说,结果去年看了《繁花》,他说他完全明白了。他很真诚,湖南人,很好的小说家。湖南话在字面上特别有质感,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的浪荡汉子》那么传神!我建议田耳可以放下普通话,整体湖南家乡话叙事试试,肯定如虎添翼,因为有脚踏实地的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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